作者:劉耀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教授)

從古典時代到近現(xiàn)代，地中海世界與東方世界的交往和互動非常密切，既有戰(zhàn)爭和殺戮，也有貿易與和平的文化交流。比利時史家亨利·皮朗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正是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對地中海的征服，導致一個圍繞地中海展開密切交往的古典世界的終結。阿拉伯人擴張的步伐最終未能跨越阿爾卑斯山，相較而言，中東世界與地中海世界南歐人的交往更加密切，雙方的文化互動也更頻繁。

具有摩爾風格的佩德羅一世王宮庭院。資料圖片

威尼斯建筑中的中東元素

從中世紀晚期開始，威尼斯的崛起就與中東世界(當時歐洲人習慣的稱呼是“利凡特”)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威尼斯商人通過與東方的貿易積累了巨大財富并開始斥資修建重要公共建筑，其中包括威尼斯總督宮。這座宮殿建筑的整體風格為哥特式，與它旁邊的羅馬—拜占庭風格的圣馬可大教堂形成鮮明對照。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在整個歐洲獨樹一幟，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其中的阿拉伯建筑元素。威尼斯總督宮就包含了大量的阿拉伯建筑元素?？偠綄m屋頂上的垛口源于埃及的清真寺，其外立面高層紅色與白色相間的瓷磚裝飾也與伊朗建筑裝飾傳統(tǒng)吻合。有史學家考證，總督宮的淡黃色瓷磚裝飾圖案，與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清真寺宣禮塔上的裝飾圖案驚人地相似。此外，威尼斯貴族們修建的哥特式私人宮殿常見的雙重尖拱，也具有濃厚的中東建筑色彩。

在以古典文化為圭臬的文藝復興時期，中東建筑元素仍繼續(xù)被威尼斯建筑師采用。威尼斯古典主義風格的集大成者安德烈亞·帕拉迪奧設計的救世主大教堂，就采用了中東建筑的一些元素。教堂的拜占庭式穹頂兩旁聳立的高塔，顯而易見就脫胎于清真寺的宣禮塔。此外，帕拉迪奧設計的一些古典風格的別墅也采用了這種宣禮塔風格的高塔，佛斯卡里別墅就是一例?？傊谕崴菇ㄖ醒笠缰还蓾庥舻闹袞|風情。

西班牙建筑的摩爾風格

自從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亞半島的南部地區(qū)之后，西班牙文化就打上了深刻的阿拉伯文化烙印，這在建筑中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阿拉伯人的后裔(西班牙人稱其為摩爾人)修建的科爾多瓦清真寺、塞維利亞大清真寺的大宣禮塔(后來被改造成天主教教堂的鐘表塔和風向塔)和黃金塔以及格蘭拉達的阿爾罕布拉宮，都是伊比利亞半島上阿拉伯—伊斯蘭建筑藝術的精品。這些建筑還影響了西班牙的一些教堂和猶太人會堂，后者大量采用摩爾人的建筑裝飾風格，即“摩爾風”?！澳栵L”裝飾主要包括幾何圖案、阿拉伯書法或阿拉伯風格葉飾，此外還有彩釉磚、灰泥裝飾和木雕裝飾等。在14世紀，卡斯提爾國王“殘忍的”佩德羅一世在塞維利亞修建的王宮就采用了摩爾風格。在1492年之前，盡管西班牙的天主教教徒、摩爾人和猶太人之間存在沖突，但總體來說天主教藝術、摩爾人藝術和猶太文化形成了一種富有成效的共生和互動關系。

這種局面在1492年發(fā)生轉變。這一年，西班牙人攻占了摩爾人在格蘭納達的最后據(jù)點，并開始實行嚴格的凈化政策和同化政策。他們強迫摩爾人和猶太人改信天主教，并開始驅逐不愿意改宗的阿拉伯穆斯林和猶太人。原先的宗教建筑，如科爾多瓦清真寺，則被改造成天主教教堂。雖然如此，摩爾風格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西班牙帝國的一些地區(qū)如塞維利亞繼續(xù)發(fā)展。神圣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在塞維利亞的花園仍采用了摩爾的建筑裝飾風格。西班牙貴族修建的彼拉托斯宮也是一個文化雜交的產物。其中有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影響，如庭院上層古典風格的連拱廊、下層的羅馬皇帝半身像以及庭院中央的雕塑噴泉，但是庭院底層的柱子、拱廊以及裝飾細節(jié)，則是地地道道的摩爾風格。

奧斯曼土耳其對歐洲建筑風格的接受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一度在拉丁世界引起普遍恐慌。土耳其人與歐洲人的沖突時斷時續(xù)，并在1683年達到高潮。這一年，奧斯曼土耳其軍隊一路凱歌高進，直至維也納城下。此后，奧斯曼土耳其在歐洲擴張的勢頭基本停止，雙方開始進入相對和平的時期。征服拜占庭帝國之后，奧斯曼土耳其人將君士坦丁堡打造成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新都城——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土耳其的建筑師希南等認真學習和吸收拜占庭建筑傳統(tǒng)，并以神圣索菲亞大教堂為樣本修建了一些規(guī)模宏大的清真寺。如今，建筑史家通常將這些清真寺視為奧斯曼土耳其宗教建筑的代表，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混合風格:拜占庭—奧斯曼土耳其風格。征服者吸收了被征服者的建筑文化，將其變成自己宣示勝利的象征。

文藝復興以后，歐洲與東方建筑藝術的雙向互動一直沒有中斷過。18世紀中后期，巴洛克風格在歐洲退潮并逐漸被新古典主義取代，土耳其人卻開始積極地學習和吸收巴洛克風格并形成了所謂的“奧斯曼土耳其巴洛克風格”。在19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歐洲強國英國和法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刺激土耳其蘇丹修建了一座能與當時歐洲列強的王宮媲美的新宮殿“花園宮”，以取代傳統(tǒng)伊斯蘭風格的舊王宮托普卡皮宮。新王宮采用了歐式建筑風格，同時又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改造。新王宮大門“蘇丹門”的基本形制借鑒了古羅馬凱旋門，但其華麗的裝飾卻讓人想起巴洛克風格的審美趣味，一些建筑史家稱之為“土耳其巴洛克”。

面向大海的王宮建筑借鑒了歐洲建筑注重外立面的傳統(tǒng)。宮殿的立面采用了科林斯風格的柱子，但其華麗的裝飾又是土耳其風格。一座古典風格的門廊立面幾乎是歐式古典建筑的翻版，但其立面上的伊斯蘭裝飾細節(jié)又提醒人們，這是一座歐—土混合風格建筑。總的來說，在中東世界，土耳其人在學習歐洲文化方面一直是最積極主動和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或許正因為如此，在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狂潮中，土耳其人才艱難地保持了獨立。

文化互動是貫穿人類歷史的普遍現(xiàn)象，只是在不同時期表現(xiàn)形式不同而已。從中世紀盛期到近現(xiàn)代的漫長歲月里，在地中海世界，歐洲與中東地區(qū)既有激烈的戰(zhàn)爭和沖突，又存在密切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互動。建筑藝術就是這種互動及其成效的顯著例證。在這里，文化互動促進了威尼斯、西班牙和奧斯曼土耳其混合風格建筑的形成和發(fā)展。這也表明，戰(zhàn)爭和對抗是短暫的，文化藝術的相互交流和促進則是永恒的。

《光明日報》( 2020年09月21日 14版)